多年以后，或许仍有一些人记得谢添。谢添从小就展现出了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独特个性。他的父亲是京津铁路机务段的一名工作人员，闲暇时喜欢品味文字与书法，这种家庭氛围深深地影响了谢添，也塑造了他与众不同的气质。而谢添的母亲，则常常带着他去电影院观看电影。那个年代，影院中播放最多的影片无疑是卓别林的经典喜剧，谢添也因此对这位“喜剧大师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多年后，谢添曾笑着说，他的电影导师其实是卓别林。
随着岁月流逝，谢添对电影的兴趣愈加浓厚。虽然原本他走的是英文商务这条路，但他却毅然决定改变专业，抛开父亲的反对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。在导演沈浮的推荐下，21岁的谢添正式进入了演艺圈，开始了他的电影之路。
展开剩余85%来到光怪陆离的上海滩，谢添并没有立即投身于电影事业，而是加入了当时声名赫赫的“狮吼剧社”，开始演绎话剧。在剧社的舞台上，他锻炼了自己的演技，尤其是台词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谢添的演技逐渐成熟，这为他之后进入电影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真正让谢添进入电影界的是1936年，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胡蝶。当时，胡蝶是上海最炙手可热的“电影皇后”，她的父亲和谢添的父亲有着相似的背景，都是广东籍的铁路员工，因此，两家人也有着一定的交情。谢添来到上海后，自然去拜访了胡蝶，并得知她在电影界的地位。谢添心中松了口气，直接向胡蝶表达了自己想要参与电影的愿望。胡蝶性格直爽，毫不犹豫地为谢添安排了一个机会。
很快，导演李萍倩正在拍摄《夜会》，由于原定的反派演员生病无法继续出演，谢添临时接替了这个角色。拍摄完成后，谢添首次为自己取了艺名——谢俊。从此，谢添开始了他与电影的亲密接触，他多年来的演技在银幕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。随着谢俊的名字在电影中不断出现，谢添的事业也逐步走上了正轨。
然而，1937年的“七七事变”改变了一切。谢添随上海的影人和剧团一起迁移至四川，期间，他在重庆声名鹊起，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并因此获得了“四大名丑”之一的称号。谢添本以为自己能够重新回到电影的怀抱，但意外的事态发展却使得他陷入了困境——剧团解散，电影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。
幸运的是，谢添并没有轻言放弃，他继续寻找拍电影的机会。当西北影业公司将总部迁至成都时，谢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，出演了《风雪太行山》中的马老汉一角。尽管当时电影拍摄困难重重，谢添依旧不畏艰难，凭借着对电影的热爱与执着，电影最终顺利完成，并且获得了观众的好评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再次让谢添的事业陷入低谷。
1946年，谢添再次尝试重拾电影梦，但受制于当时的复杂局势，他的愿望依旧未能实现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眷顾那些勇敢的人。在电影的路上，谢添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——杨雪明。杨雪明当时是中电三厂的一名小演员，在拍摄《圣城记》时，谢添与她相识。在剧组的交流中，谢添幽默风趣的一面让杨雪明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尽管她心里知道两人身份悬殊，难以走到一起，但谢添的真诚与幽默让她逐渐放下了顾虑。
面对杨雪明家人的强烈反对，谢添没有丝毫退缩，他主动找到了杨雪明的父母，真诚地为自己的婚姻争取支持。最终，在谢添的坚持下，杨雪明的父母同意了这段婚事，而谢添也按传统向岳父岳母磕了三个头，作为对他们的尊重。1949年，谢添与杨雪明喜结连理，开始了他们的幸福生活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谢添进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，迎来了自己文艺创作的巅峰时期。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他饰演了多个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，其中不乏一些反面人物。比如，张金龙是一个地痞，做尽恶事，最终投靠日伪，得到了乡亲们的共同愤慨；而马金龙则是一个让江湖人士胆战心惊的角色，身上充满了流氓气息。谢添凭借精湛的演技，完美诠释了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角色。
随着电影事业的不断发展，谢添逐渐不满足于单纯的演戏，他渴望尝试更多的挑战。1955年，谢添迎来了自己的导演梦——北京电影学院首次开设导演训练班，谢添报名参加，最终成功被录取，开始了导演之路。
1960年代，谢添实现了自己的一项重要心愿——与周总理面对面见面。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，周总理主动询问谢添的情况，两人之间的交流十分亲切。后来，谢添与周总理在北戴河打乒乓球的故事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。
作为导演，谢添更是凭借自己的才华为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特别是他执导的《洪湖赤卫队》，不仅让中国电影界备受瞩目，也为电影行业注入了新鲜的力量。之后，谢添更是带领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喜剧片《锦上添花》，为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亮点。
在谢添的一生中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风趣的个性。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他总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，带给身边人无尽的欢乐。直到晚年，谢添依旧是那个“不一样的烟火”，永远在幽默与温暖中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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